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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外人基于执行债权(普通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协议离婚所取得的对讼争房产的权利,可以排除对讼争房产的强制执行

案外人基于执行债权(普通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协议离婚所取得的对讼争房产的权利,可以排除对讼争房产的强制执行

————黄惠梅与仇沛开案外人执行异议案

案例要旨

  案外人基于执行债权(普通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协议离婚所取得的对讼争房产的权利,可以排除对讼争房产的强制执行。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粤06民终93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黄惠梅,女,196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何敏,广东正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仇沛开,男,193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李平,广东桂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梁建伟,男,1963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张海峰,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惠梅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德区法院)(2016)粤0606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7年2月21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黄惠梅的委托代理人何敏、被上诉人仇沛开的委托代理人李平、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的委托代理人张海峰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德区法院查明,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房地产权证号:47×××62)(以下简称乐群路X号房产)登记权属人为梁建伟、黄惠梅,佛山市顺德区(房地产权证号:03×××38)(以下简称书院九巷X号房产)登记权属人为梁建伟。1999年1月26日原审被告梁建伟与上诉人办理离婚登记,约定乐群路X号房产及书院九巷X号房产归黄惠梅所有。

  仇沛开诉梁建伟、黄惠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受理案号为(2015)佛顺法容民初字第555号。经审理查明:仇沛开于2000年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借款2000000元给被告梁建伟做生意。梁建伟从2011年7月4日起清还了部分借款,尚欠823400元借款未归还。判决:一、被告梁建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仇沛开返还借款本金8234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823400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3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归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仇沛开的其他诉讼请求。

  因义务人梁建伟未按期履行法律义务,仇沛开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立案,执行案号为(2015)佛顺法执字第6839号。在执行过程中,该院拟评估拍卖登记在梁建伟名下的乐群路X号房产和书院九巷X号房产。黄惠梅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2016)粤0606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黄惠梅的异议请求。黄惠梅于2016年2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中,黄惠梅陈述,曾多次要求梁建伟协助办理案涉两处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但梁建伟一直不予协助。乐群路X号房产于2007年5月才还清贷款,其后又向银行办理抵押。在梁建伟经济困难时,黄惠梅亦曾帮其归还过几笔款项。

  梁建伟答辩称,对原告起诉无异议。

  顺德区法院认为,关于案涉的乐群路X号及书院九巷X号两处房产的权属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即我国对于不动产采取的是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未经登记,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至本案开庭时,案涉两处房产登记的权属人均为梁建伟或梁建伟与黄惠梅共有,并未变更为黄惠梅一人所有,故案涉两处房产应仍为梁建伟的个人财产或梁建伟与黄惠梅共有财产。其次,虽然梁建伟与黄惠梅于1999年1月2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已约定上述两处房产归黄惠梅所有,但离婚登记时关于财产的约定仅是办理离婚手续双方当事人对财产处分所达成的一项契约,其效力仅及于协议双方,不具有对世性。离婚登记约定并不是导致不动产物权变更的法定事由,案涉房产的权属不因当事人的离婚约定发生变动。再次,无证据证明申请执行人仇沛开在出借款项时,已经知道梁建伟与黄惠梅在离婚登记时已就案涉两处房产的权属关系约定变更,仇沛开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效力而推定梁建伟为案涉两处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的认识并无不当,其基于不动产物权登记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最后,梁建伟与黄惠梅于1999年1月26日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但直至本案庭审时仍未变更权属登记。虽然原告主张办理离婚登记时,案涉房产因涉及银行按揭贷款无法办理变更登记,但其后案涉房产已于2007年5月还清贷款解除抵押,原告却未能及时行使变更房产权属登记的权利。且据原告陈述,其还曾帮助被告梁建伟归还过几笔款项,可见原告与被告梁建伟之间一直互有联系。在此情况下,原告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导致案涉两处房产在执行过程中被采取执行措施,原告存在过错,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该院认为,案涉的两处房产的权利人未发生变更,乐群路X号权属人为梁建伟、黄惠梅,书院九巷X号权属人为梁建伟。对原告要求确认案涉房产的权利归于原告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由于被告梁建伟仍享有案涉两处房产的权属,故被告梁建伟无需协助原告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该院在(2015)佛顺法执字第6839号执行案件中对梁建伟名下的案涉两处房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并无不当。对原告的全部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惠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惠梅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顺德区法院作出的(2016)粤0606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乐群路X号房(房地产权证号:47×××62)及书院九巷X号房(房地产权证号:03×××38)为上诉人所有,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协助上诉人办理上述房地产的过户登记手续;2、立即停止对上诉人所有的乐群路X号房及书院九巷X号房的执行措施,并解除对上述房地产的查封措施。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仅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就以不动产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为由,否定上诉人为涉案房地产的实际所有人,是法律适用错误。

  1.以不动产为标的的债权合同,是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因,而进行物权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结果。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可以看出,即使未办理物权登记,也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内容依附于债权等合同的存在,二者是从属关系。除非发生引起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等合同因客观情势变迁,使得物权的变动成为不可能;或者不动产出让人一物二卖或数卖,其中一个买受人先行进行了不动产登记,其他的买受人无法取得物权等情形导致无效或者被撤销,致使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不复存在,因其产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必将无效或被撤销之外,债权等合同一经成立生效,都必然产生物权的变动结果。因此,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是否会发生,只取决于产生物权变动行为的债权等合同是否有效。

  2.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在协议离婚时签署有《离婚协议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进行了分割:三处房地产(一处为农村旧房,一处为自建房占地才68平方左右,一处购买的划拨用地房,按离婚时的市场总价值不超过100万)归上诉人,一台奔驰S600轿车(按当时价值在200万以上)、一台捷达轿车、一间企业(当时估价应在60万元左右)归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由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分得的价值较高,又加上有两处房产抵押给银行有贷款用于企业周转,所以才约定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应给上诉人30万元生活补助并由其归还贷款。《离婚协议书》分别有律师见证和原容奇镇容山街道办事处签章同意并由婚姻登记机关备案,该协议书对财产的分割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因此,涉案两处房地产的归属,在离婚协议签订之时,对双方已经产生法定约束力,无论是否另行经过物权变动手续,在婚姻关系内部应已发生法律效力,也必然会产生物权变动的后果,即涉案两处房地产已属上诉人的个人财产。

  3.上诉人在离婚后,案涉房地产已经由上诉人实际占有并管理,由上诉人居住并交缴水电费等各项费用,已经完成了分割后的交付。

  4.本案并非离婚纠纷或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根本无须原审法院对涉案财产的分割作出判断,只要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的离婚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则应按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地产确权给上诉人。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四条的规定,认为涉案两处房地产并未变更为上诉人所有,因此仍应为原审第三人梁建伟个人财产或梁建伟与上诉人的共同财产,故判决不支持确权归上诉人的请求。按原审法院的理解,所有未经变更登记的物权都不存在登记所有人与实际所有人不符的情况,也就更不存在物权的确权之诉,这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关于“确权之诉”的立法初衷。

  5.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离婚,主要是双方婚后没有生育,而非其他原因,一方对另一方不存在深切痛恨,因此在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经济非常困难时,要求上诉人为其还过几笔款项,也正是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经济陷入危机,所以一直没有配合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地产的过户手续。原审法院就因此要上诉人承担不将涉案房地产确权给上诉人的后果,显然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导致上诉人在离婚中基本未分得财产的局面(剩余的一处旧房,地上建筑物基本没有价值,只有占用土地价值约10万左右),使上诉人的基本生产条件都无法保障,这无疑与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精神背道而弛。

  二、上诉人作为涉案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依法有权申请法院确认权属并得到支持。被上诉人仇沛开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之间的债权标的物为金钱而非涉案房地产,因此被上诉人仇沛开不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其主张依信赖公示执行上诉人所有的财产没有法律依据,也有悖于相关法理。

  1.《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仅说明对不动产物权情况进行登记公示,具有推定的效力,即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登记,则登记人为不动产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可知,当不动产权登记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实际权利人有权申请变更或向法院申请确认权属,并应得到支持。同时,物权法确立的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其最大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即在交易中,公示的权利与实际的权利归属不一致,对于信赖物权公示的善意第三人仍能取得物权。物权变动登记的实质作用是对抗第三人,而不是约束当事人。

  2.本案中,上诉人黄惠梅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的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是双方对婚内财产在离婚时的归属进行分割,不涉及第三人,也不涉及任何的交易。被上诉人仇沛开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之间的债权标的物为金钱,也非本案所涉两处房地产。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所不能对抗的是善意第三人主张取得物权,而非与物权毫不相关的债权。因此,上诉人黄惠梅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双方而言,已有《离婚协议书》对财产分割的约定,是否有作变动登记没有实质的意义。而对于被上诉人仇沛开而言,由于其并不属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下应该保护的善意第三人,其申请执行上诉人个人财产的房地产,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悖于相关法理。

  三、被上诉人仇沛开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发生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办理协议离婚之后,不能适用婚姻法十九条关于第三人知道才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的规定,否则,将严重损害上诉人权益,也将损害所有离婚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1.原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申请执行人仇沛开在出借款项时,已经知道梁建伟与黄惠梅在离婚登记时已经就案涉两处房地产的权属关系约定变更,仇沛开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推定梁建伟为案涉两处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的认识并无不当,其基于不动产登记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显然是曲解法律规定,而作出的错误认定。

  (1)被上诉人仇沛开申请执行的依据,是与原审第三人的金钱之债的生效判决,不涉及两处房地产,根本不存在信赖利益的问题。

  (2)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形成金钱之债时,既未在合同中体现两处房地产,也未以两处房地产作抵押担保,显然是没有也不需要认识涉案两处房地产的真实权利人,与是否知道或存在房地产登记权利人或真实权利人毫不相关。

  (3)《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财产的归属,且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而《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关于只有在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才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的规定,仅指夫妻中的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时,且负债必须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法律并没有规定离婚后还要将财产分割情况告知第三人,才不对离婚后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按原审法院的理解,则是夫妻双方离婚时,也需要对其离婚协议中财产分配的约定向所有公众进行告知,否则都将因第三人不知道其约定而承担责任,这无疑加重了夫妻双方离婚时的义务,也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2.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于1999年1月26日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发生在此日期之后,显然属于原审第三人离婚后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共同债务,且生效判决也已经确认不属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债务。因此,原审第三人的债务只能以其个人财产进行偿还,即只应执行其名下的个人财产,而不应该执行上诉人所有的财产。

  综上,上诉人是涉案房地产的实际所有人,上诉人要求将涉案房地产确权归上诉人,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悖于相关法理。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并准确适用法律,撤销原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仇沛开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答辩称,对上诉请求无异议。

  上诉人黄惠梅、被上诉人仇沛开、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顺德区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1.根据乐群路X号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内容,梁建伟、黄惠梅对该房产各占二分之一的产权。

  2.被上诉人仇沛开在(2015)佛顺法容民初字第555号案中曾一并起诉上诉人,请求判令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顺德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借款发生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离婚后,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仇沛开归还部分借款的行为并不能确认其债务人的身份,被上诉人仇沛开无法举证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是以假离婚的方式逃避债务,故对被上诉人仇沛开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3.在《离婚协议书》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确认包括涉案二处房地产在内的分割财产为二人婚后购置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该《离婚协议书》,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三处房地产、一辆摩托车及家私、电器、日常用具一批归上诉人所有,一台奔驰S600小汽车、一台捷达小汽车及顺德市宏基燃料有限公司归原审第三人所有,二处房屋的贷款由原审第三人偿还。

  4.顺德区法院在执行(2015)佛顺法执字第6839号案中,于2015年7月28日查封了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名下书院九巷X号的房产及乐群路X号的房产

  本院认为,乐群路X号房产登记的权属人为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且二人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书院九巷X号房产登记的权属人为原审第三人,顺德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书院九巷X号的房产及乐群路X号的房产,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之诉,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评析如下:

  一、顺德区法院在一审中对梁建伟的诉讼地位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在一审时,原审第三人梁建伟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的规定,梁建伟在一审中的诉讼地位应是第三人,顺德区。该院在一审判决中将梁建伟列为被告,属于程序不当,但该瑕疵并未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影响,故本院在二审中直接予以纠正。

  二、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的规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可对双方的共同财产协议处分。乐群路X号房产及书院九巷X号房产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且在离婚时已存在的财产,因此,二人在离婚时对该共同财产协议约定归属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本案债权债务发生前及顺德区法院查封前,在离婚时签署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共同财产的约定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同意解除婚姻关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故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真实有效。

  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乐群路X号房产及书院九巷X号房产归上诉人所有,因上诉人是乐群路X号二分之一房产的登记权属人,故上诉人对其名下登记的该二分之一房产享有所有权,并基于该约定享有将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上诉人认为,基于《离婚协议书》中的约定,其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因该涉案房屋未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上诉人并未取得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上诉人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房屋主张所有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因协助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受理范围,故上诉人在本案中关于原审第三人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对登记在其名下的乐群路X号二分之一房产享有所有权,对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的涉案房屋享有将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

  三、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能否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

  (一)被上诉人的本案债权不能优先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约定不能对抗此期间对夫妻一方取得债权的不知情第三人,在夫妻离婚后对夫妻一方取得债权的第三人,不适用此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离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债权系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普通金钱债权,属于原审第三人的个人债务。顺德区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无证据证明申请执行人仇沛开在出借款项时,已经知道梁建伟与黄惠梅在离婚登记时已经就案涉两处房地产的权属关系约定变更,……”的认定,实际上是对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离婚后,对原审第三人取得的普通债权给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的同等保护,此认定无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婚姻法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保护的善意第三人一般是对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权属正确而与登记的权利人就该不动产进行交易或设定抵押等取得物权的第三人,不包括登记权利人(转让人)的债权人。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债权为普通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也未以涉案房屋设定抵押担保,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物权。在该金钱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涉案房屋实质上已经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原审第三人的责任财产,因此,在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形成金钱债权债务的过程中,涉案房屋都未影响到原审第三人的责任财产。顺德区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仇沛开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推定梁建伟为案涉两处不动产的真实权利人的认识并无不当,其基于不动产登记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的认定,实际上是对被上诉人的本案普通债权给予物权性质的保护,此认定无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亦予以纠正。

  综上,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享有的是普通金钱债权,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物权,且该普通债权发生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离婚后,因此,在权利保护的顺序上,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普通债权不能优先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

  (二)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能够排除本案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该条规定,在一定条件下,案外人的请求权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该条适用于不动产的买受人提出异议的相关案件,本案上诉人在离婚时与原审第三人对双方共同财产进行了约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获得了财产,该约定具有互相转让共同共有财产的内容,因此,上诉人根据约定以原审第三人获得相应财产为条件取得涉案房屋,也相当于全额支付了受让原审第三人对涉案房屋共有权属的对价。

  本案上诉人在与原审第三人离婚之前是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其在本案中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家庭及与原审第三人曾经的夫妻身份关系,鉴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在其对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自身原因认定上应较一般的买受人宽松。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出曾多次要求原审第三人协助办理过户登记,因原审第三人的不配合未能办理,且乐群路X号房产在离婚时就存在抵押并持续至2007年,随后又由上诉人进行抵押,书院九巷X号房的房产证遗失,原审第三人在上诉人多次督促下才补办房产证,并在补办后将新房产证交由上诉人保管。由此可见,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主要原因并非缘于上诉人自身。

  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享有金钱债权,根据(2015)佛顺法容民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本案债务不承担还款义务,上诉人不是(2015)佛顺法执字第6839号案的被执行人,因此,在该案中不应执行上诉人的财产。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金钱债权发生在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离婚之后,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物权;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离婚协议在顺德区法院查封前已签署,上诉人在该院查封前以相当于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对涉案房屋的过户请求权并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且非主要因上诉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将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能够排除顺德区法院在本案中的强制执行,上诉人停止执行涉案房屋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在本案诉讼费用方面,鉴于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及本案上诉人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均是由于原审第三人梁建伟的原因引起,故本院确定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原审第三人梁建伟负担。

  综上所述,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且对登记在其名下的乐群路X号二分之一房产享有所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的规定,顺德区法院在本案中不得对乐群路X号房产及书院九巷X号房产采取执行措施,该院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的(2016)粤0606执异5号执行裁定失效。顺德区法院作出的(2016)粤0606民初字180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

  二、在(2015)佛顺法执字第6839号案中不得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乐群路X号的房产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容新路书院九巷X号的房产采取执行措施;

  三、驳回上诉人黄惠梅的其他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审第三人梁建伟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黎健毅
  审判员?陈秀武
  审判员?张照栋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梁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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